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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走吧，去农税县司。”

    朱允炆没有继续感叹下去，既然事情已经作出了决断，那就如此执行吧。

    农税县司是一个大院，门外门内都有不少百姓，即有空手而来的，又有挑粮担货而来的，即有上了年纪的老人，也有带着孩子的妇人。

    只不过这里并没有看到带两三岁孩子的妇人，看来小于谦并不在这里，多少有些失望，看来机缘还不到。

    百姓纳税，在大明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，他们也不存在偷税漏税的问题。

    不像是后世某些人，偷税漏税都是用“爽”为单位的，千方百计，不是做假账，就是弄个阴阳合同，总有办法不纳税、少纳税。

    归根到底，是因为纳税他们不爽。

    这也可以理解，到手一叠钱，硬生生被抽走五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，想来是不开心的。

    大明百姓不偷税漏税的原因也不是他们的觉悟高，而是因为官府管得实在是太严了，根本不给你偷税、漏税的可能，当然，这只是针对百姓……

    说起来两税制，其本身是有着一定的合理性。

    在唐安史之乱后唐德宗时期，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已经不适用，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，其当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，那就是税收财政是人的喉咙，天下是大治还是大乱，是强盛还是衰弱，都需要看税收。

    两税法改变了租庸调，将户税、地税及各项杂税统合为两税，并主张“户无主客，以见居为簿”，即不管你是来自哪里，就在居住地征纳两税。

    两税制的核心是“人无丁中，以贫富为差”，税额按田亩和资产的多寡确定，拥有多少田地，打了多少粮食，以这个为标准，而不再是固定的租庸和杂税。

    简单地来说，两税制和后世的个人所得税差不多，资产少者则其税少，资产多者则其税多。虽然没有设置个人起征税那个点，但在逻辑上是相通的。

    后世引以为傲的智慧与见识，很可能在几百年前，上千年前，老祖宗已经玩过了。

    农税县司院子里搭了一个棚子，里面坐着两个穿着公服的胥吏，一旁还有两个衙役维持秩序，百姓们排着队等待。

    “下一位！”

    王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喊道。

    一位农户空着手上前，从怀里拿出了一方手帕，展开之后，拿出了一张巴掌大的纸张，交给了王昌，道；“太平里，杨十八，这是我的由子。”

    所谓“由子”，是在纳税开始之前，官府面向百姓发放的一类纳税通知单，类似于后世的水电费单子，上面写明了应该缴纳的税额。

    王昌抬头看了看由子，有看向杨十八，道：“四十亩地可不少了，收粮食八十石，不错啊，十五税一，抽五石三斗。”

    杨十八呵呵一笑，道：“没带粮食，只带了钱钞。”

    王昌微微点头，指了指一旁的牌子，道：“按照杭州城市价，一两银子三石七斗，你需缴纳五石三斗，也就是一两四钱三十二文。”

    杨十八连连点头，拿出钱褡裢，用新式钱钞与铜钱，凑足了一两四钱三十二文，然后就等着王昌盖印。

    王昌看了看桌子上的一两四钱三十二文，微微摇头，对杨十八说道：“这些钱，不够啊……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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